此外，在人员产生方面，我国国家机构在人事方面的民主正当性，也呈现出与政党竞争模式下的截然不同。

[46]在此，梅克尔引入了法律的产生规则与行为规则二分的思想。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全国人大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应当是相同位阶。

此时虽然《社会保险法》是《劳动法》授权制定的，但不能认为《劳动法》就高于《社会保险法》，因为两者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我国并不存在一个法律不能抵触另一个法律的规定。[74]对于同一机关说的更多批判，参见韩大元：《全国人大常委会新法能否优于全国人大旧法》，载《法学》2008年第10期，第4-9页。[57]废止的前提是规范发生了冲突，但是通过废止来解决规范冲突并不必然发生。所谓废止（Derogation），是指通过一个规范取消另一个既有规范的效力。最典型的就是我国《宪法》第24条第2款规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54]它是法律制定程序的起点，但它本身并非通过习惯或者通过机关的行为形成的，它只是假定的规范。其次，凯尔森的理论是否会导致同一个法体系内存在多个宪法或所有法律均为宪法的错误，这涉及到对授权规则的理解。[33]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0页。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说到政治，说到治理国家，以民为本、公正施治是首要的。[30] 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三。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一极是对私有产权的无情鞭挞，试图通过私有制的消灭而达致一个理想的社会。

[25] 我们这里以非常简略的语言介绍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的理论，肯定不完整，但要点应该是抓住的，马克思自己的论证要艰深得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分析商品的部分，在《资本论》中是最难理解的的一章。马克思写于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对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的人权宣言中论列的权利作了评价，他先谈到自由：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

为了结束这种混乱状态，人们相约把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由某一人或某一组织掌握，以平息人们之间的争斗，维护社会的稳定。[35]马克思用三段论的辩证逻辑，推断未来社会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个人所有制是什么呢？是现在时兴的众多股民参与的股份制？还是华为公司职工按贡献大小占股的内部股份制？看来后者更吻合一些。[7]多么崇高的为权利而斗争啊，个人为利益而进行的争夺，终于站上了道德的高地。这种集中在一起的权力是大家贡献的，理应属于大家所有。

[4]把个人的行为抬到了维护、支持法律规范的高度。马里旦没有耶林那样乐观，他并不认为为权利而斗争有那么高尚，他甚至认为现实的权利斗争带来了诸多的乱象，而过往的法哲学理论并没有弄清楚权利的真谛：这种哲学并没有为人的权利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幻想不足于支撑任何东西。[13]而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运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产品互换也就变成了商品交换，以货币来计价，通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

唯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的指引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让各种所有制形式各显其能，使中国经济得以长足发展。[17]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黑体字是原文中的。

[11] （美）朗诺·德沃金著，孙健智译：《认真对待权利》，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391页。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于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

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虽然还是具体的劳动，但不再是私自的、个别的劳动，一开始就可以体现为社会的一般的劳动，因此在产品交换中不需要货币插手其间，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复存在。但这一点也被西方的现实政治所否定。一旦目的不能实现，他们就可能穿上黄背心，上街游行，罢工罢市，甚至打砸抢烧……民粹主义表现出极端化。[12]德沃金对第一项平等的权利所举的例子是一人一票的普选权，这在西方国家倒算是普遍实现了，但这恰恰是最成问题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将在本节的三中详加讨论）。加之资本主义国家主动诱使，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颜色革命，被资本主义收归麾下。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论证，是从总体上把握的，其它林林总总的权利，都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总的格局下的不同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同时也是对这些权利的否定。

误区一：认为权利可以被赋予，或生而有之。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甚至认为按劳分配这种资产阶级的权利，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我们以耶林、马里旦、德沃金三位法学家作为近现代将权利神话或神圣化的代表，耶林从人们自私自利的为权利的斗争中寻觅到道德的崇高，其神话的意味一目了然。

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相反，它却对人的权利产生了根本性的威胁。

从权利的来源讲，不论是自由意志还是劳动，于每个人而言都是千差万别的，其形成的权利自然参差不齐，何来平等？中国古人有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9]马里旦接着说：这些权利不需要公民社会的赋予，它只要对其普遍有效性予以承认并给予保护即可。这一秩序并非一种存在于事物中的实然性数据，而是一种有待于通过它们得到实现的命令。导致这一切问题的原因固然不少，但在我们论证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不无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选权。

从利益的低层动机，我们上升到了人格的道德自我维护的立场，现在最终达致协力实现权利理念这一境界。假设有害长期债券持有人的经济政策合不合乎一般利益成为问题所在，将受损害的人们有权要求，决定那项政策是否有助于一般利益时，应当把他们将遭受的损失考量在内。

《资本论》论证的主题可以说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形成、发展、灭亡的全过程。于是，列宁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后，就着手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然而却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虽然谈到权利是自私自利的，却没有明确的褒贬。它诱使人们误以为权利本身就是神圣的、无限的，可以不受任何客观措施的限制。

无产阶级抓住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32] 由于西方民主政治存在以上的误区，西方民主已经呈现出败象，而这些误区又多与权利的神圣化有关。也许一个人基于利益，另一个人出于所遭遇侵权的痛楚，第三个人因为权利的理念，被召唤上角斗场，他们都对这一共同事业援之以手：维护反抗任意妄为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

可以这么说，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商品货币关系所引发的社会进步和社会矛盾一直是人类社会需要悉心料理的，只是至今人们不自觉而已，随着人类进入市场经济（即商品货币关系成为人们之间普遍的经济联系）时期，这种社会进步和社会矛盾更加普遍、更加突出、更加尖锐，人类社会应该倾全力来应对它。所以，马克思对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初期的分配形式，也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权利。

马克思把按劳分配这一体现商品交换原则的分配方式都称为资产阶级法权，前面已经说过。从《论犹太人问题》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证是依次递进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只是一般性地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权利，指出它们只是一些个人的、自私自利的权利，远谈不上什么崇高和伟大。

然而，资产阶级既然伙同无产阶级攻克了封建主义的堡垒，既然资产阶级光面堂皇的武器就是自由、平等、人权，无产阶级当然也可以拿起这些武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